苏格兰不到3万平方英里，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世代穷困。一直以来，苏格兰人来往于英格兰与欧洲谋求生计，为此，他们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十分热衷。1413年至1582年苏格兰成立了4所大学，超过英格兰和爱尔兰的3所古典大学。1603年苏格兰国王成了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两国共主，朝堂易地，国会被解散后被恢复然后又解散，天主教换为新教长老派又换成英格兰国教又换回长老派，其中经历了1642至1688年的英格兰清教革命、王权复辟和光荣革命，复杂的政治动荡激起了苏格兰人对宗教信仰和国家前途的深入思考。1707年苏格兰因无力负担作为独立国家的庞大开支，放弃了主权与英格兰结盟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此后和平的政治环境开启了苏格兰启蒙时代。
弗朗西斯·哈奇森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先天性道德感（native moral sense)：人的本性中包含着以仁慈（benevolence)为核心的道德感，人类肩负着“道德的”，换言之是“宗教的”责任，以促进社会和人类的总体幸福并达到和谐一致（哈奇森所表现的“斯多葛主义”与儒家有共通之处）。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批评了哈奇森的“先天”道德观，他们认为道德是“人为”外加在人性之上的，人们对某项活动的价值判断，是基于旁观者和施行者看待该活动的立场，而人类的道德生活可以看作是对共同立场的不断求索（是不是有点“普世价值观”的感觉？）。
大卫·休谟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并不是“先天”的理性动物，他批评了英国霍布斯与洛克和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和其他苏格兰学者都表示：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表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所谓的“自然状态”。正是这种对自然状态/原始契约的驳斥，播下了苏格兰实证主义的种子。人的社会性，特别是习惯和习俗——人们在稳定环境中对刺激的重复反应，才是我们能确定存在的。人类的知识和思维之形成，来自于在感觉和经验中不断重复的印象和联想，休谟据此产生了他那大胆的对因果律的怀疑。
休谟的“怀疑论”撼动了法国笛卡尔所开启的理性主义的根基：天赋观念（Innate Ideas）。英国的洛克和休谟都认为人的理解力十分有限，我们说话办事时必须留有余地。休谟进一步撼动了自然科学的根基，他认为，我们无论是抽象推理还是实验推理都无法摆脱各种悖论和矛盾，我们的所谓“可靠”的判断不过是基于主观信念。在德国，康德说“是休谟帮助我走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制造的迷雾。” ，康德思索了10年，终于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把“主观认识客观”颠覆成“客观符合主观”，这才解决了休谟的怀疑论难题。
在苏格兰，托马斯·里德是用“常识论”来消弭休谟的怀疑论，他还宣称休谟自己就是个常识论哲学家。休谟的确说过，由于人类具有与动物相似的本能性原则，感觉与常识可以给观念与印象带来可靠性，而理性可以用来检验这种可靠性。作为人，我们必须敬畏自然。
与1776年《独立宣言》同年发表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系统地推翻了帝国发展所依赖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提倡自由贸易，他认为占领和统治殖民地对母国是负担而非财源。1781年美国在法国的帮助下，在约克镇大败英军。1783年美英两国签订巴黎和约。托利党人小皮特成为英国首相，他是斯密的信徒。此后托利党继续执政了20年，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变成了国家的正统学说。英国不再以扩大版图为目标，而是以打开贸易大门的“炮舰政策”来打造“无形帝国”，英国走上了光辉的顶点。
苏格兰启蒙运动也为美国的政治理论留下许多宝贵的遗产。亚当·斯密提出欧洲传统的贵族统治必须让位于个人可以自我提高的商业社会，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发表的《常识》应和了斯密的观点：最好的政府就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句话奠定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大政府不信任的基础。
大卫·休谟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可以建立共和制，因为各地不同利益代表可以形成党派相互制衡，他还再三强调，大国要精心设计自由政府的宪法体系，这给了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以重大启示：正是在休谟和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共同启发下，美国设计出了制衡的宪法。苏格兰人约翰·威瑟斯庞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也是第一届最高法院的法官，还是第一位举办讲座来讲解美国法律的人。
美国建国的一大基石：高等教育，完全借鉴了苏格兰学派的组织结构和教学内容。费城学院的第一位院长威廉·史密斯和第一位校长弗兰西斯·埃利森都是来自苏格兰的高材生。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启蒙老师都是苏格兰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旅居英国时结识了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苏格兰学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知识大餐，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
总之，苏格兰启蒙运动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明和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它的贡献不仅限于哲学、政治和经济学领域，在科学、文学、音乐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是肯定理性和经验的相互作用，强调实证主义和怀疑论的观点。它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无愧于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